2024年4月23日下午，由虹口区高中历史付文治学科高地研修团队主办的人才梯队研修活动在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举行，云南、青海等省部分高中历史教研组教师参与线上交流。本次活动由上海师范大学尹玲玲教授做“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地理基础”的专题讲座，并与学员展开热烈的讨论交流。本次活动由高地学员、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卫佳琪老师主持。
新课程改革以来，跨学科学习、项目化学习、深度学习在课程标准里就被提及。历史地理学、考古学、古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猛烈发展推动了历史学的一系列重大发展。历史地理学可以从多角度和更广阔视野为当前中学历史教学提供学术支撑与教学思路。围绕《中外历史纲要（上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主线，尹老师的讲座《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地理基础》旨在帮助基地学员从中国地理特征以及演变视角理解中国历史发展。
谭其骧先生说起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在中国历史场域，地理环境在历史上大致起到怎样的作用呢？尹教授首先从宏观角度剖析了一些深刻影响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地理环境要素。从中国地形地貌来看，中国地形三级阶梯形态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下降，每一级阶梯的地形也不完全一致：第一级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除了青藏高原外还有柴达木盆地。第二阶梯主要是高原和盆地两大地形，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塔里木盆地的土地形是凹地型，而准噶尔盆地的地形是高原型。这两个盆地与山西高原和四川盆地形成了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具有一定的行政地理优势。作为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四川盆地与山西高原在历史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作为凹地型的四川盆地往往易守难攻，往往在社会治理上呈现出割据独立较为突出，以致出现“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的现象。山西高原地形是凸出来的，可以居高临下，俯瞰中原，尤其是骑兵可以从山西高原迅速疾驰而下，占领中原，历史上就有占据山西高原的区域性政权发展成为全国性政权的现象。
其次，尹教授分析了天气、气候等因子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她指出气温与降水是两个重要的自然地理指标，它们的变化影响着整个中国的自然区划，进而影响着社会风俗、语言文化、历史演变。根据降水、气温，中国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区以及青藏高寒区。秦岭—淮河线是中国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理分界线，在此线的北面和南面，自然条件、地理风貌、农业生产或是人民生活习俗，均有明显不同。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年降水八百毫米等降水量线、1月零度等温线与其基本吻合，这种区域分界线背后还存在发展战略的根本性差异，秦岭—淮河自然地理分界线塑造了中国麦作区与稻作区，南稻北粟的格局持续万年，作为中国农业文明核心区域也造就了中国农业文明形态的多样性，进而拓展了农业文明自身实力，这一地理分界带作为中原文明和南方文明的交汇地带，影响和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气象万千，是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地区。
第三，尹教授接着分析了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对于中国文明塑造的重要意义。经由阴山山脉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不仅是西北地区与北方地区分界线，是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的分界线，更为重要的是种植业与畜牧业分界线，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东部季风区和西北干旱与半干旱区之间的分界直接决定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空间。阴山以南和阴山以北，一个适合农耕，一个只能逐水草而居。在两者中间的农牧过渡带，或者称为农牧交错带、宜农宜牧区，其各自规模的消长变化也反映了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之间的势力的消长变化。除了出现两个极端，一方压倒一方的局面以外，还有一种两者都力量比较强，旗鼓相当，那么游牧政权与农耕政权往往就是可能出现拉锯，双方会采取一些议和、和亲或者开通边贸等经济手段来进行交流与沟通，历史演绎出独具特色的景象。农耕民族也往往在这条农耕畜牧的交错带上修建军事设施，比如长城来抵抗游牧民族的袭扰，维护农耕文明的边界。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在结构上存在差异，农耕经济多元，可以覆盖不同区域，农耕民族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抵御灾害的力量，而游牧经济相对单一，往往面对自然灾害更显脆弱。当出现大规模灾害时，游牧民族可能会南下或西迁，或袭扰、或战争，或寻求南方政权的支持。总的来说，农耕政权与游牧政权的势力消长关系形成两者之间之间的互动交融，促成了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接着，尹教授分析了河西走廊与敦煌学之间的关联。她指出敦煌学的形成与文化载体的不停积累息息相关，更与河西走廊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重要历史作用息息相关。敦煌等河西四郡所处的河西走廊是连接古代中国中原文明与中亚、西亚地区的重要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兴起必须要经由河西走廊，张骞凿空丝路后，中原政权长期将河西走廊经营成稳固边疆、发展丝路贸易、中外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敦煌学的兴起离不开这样的历史地理环境。出河西走廊，天山一分南疆与北疆。南疆塔克拉玛沙漠内的塔里木盆地是绿洲农业，北疆气候更为干旱，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业，《史记》《汉书》分别称为“居国”和”行国”。
之后，尹教授分析了中国语系的分类变迁与历史地理之间的关联。她指出中国最主要的两大语系阿尔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的分界线就是阴山一线。今天中国形成的北方方言与南方六大方言的方言区与秦岭淮河一线不断发生的南北互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南方六大方言（吴语、湘方言、粤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与历史上因农耕与游牧之间的纷争导致的北人南迁密切相关。越方言、客家方言、闽南话的形成与秦朝军队南征有关系。赣方言形成较晚，与客家方言相比，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进行研究。吴语和湘语在早期就有联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由此可见，方言区的形成与人口变迁之间的关联密切。
尹教授的讲座中还涉及了中国山脉走向与水系关系的探讨。她指出中国山脉的走向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呈现“丰”字形，这些东西走向的山脉形成对政治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山脉与绝大部分自西向东的水流水系的关系都严重影响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社会生活。自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古人一直在进行南北向的运河营建，如灵渠、邗沟、大运河、通惠河等，尤其是大运河的修建促成了中国水系大流域的贯通，最终全线贯通实际上在明朝时期。
三个多小时的讲座，尹玲玲教授从多个角度谈及了中国历史地理上的一些大问题，让基地学员得以多视角、多维度重新审视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她以江南与闽南文化差异与统一为核心论述了地域文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大运河的历史演变为切入口一窥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此外，讲座还提到了游牧经济、民族融合等问题，并强调了历史地理学在研究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
在交流环节，几位学员从土司制度与洪武大移民的影响、历代都城的选址与变迁、郡国制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中国海疆与地缘政治的关联性等方面提问，尹教授一一深入细致地释疑解惑。
三个小时的学习倏然而逝。尹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例证详实、娓娓道来，既高屋建瓴，又充满着历史的细节，带给基地学员满满的学术收获，给人以意犹未尽、余韵徐歇之感。学员们都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演进的重要作用，相信与会学员和教师都会结合自身教育教学实际，思考和探寻教育教学实践的方法，在《纲要》与选必教学中灵活使用，提升历史教学专业性。
